1、简述欧阳修散文平易的文风
欧阳修的文章平易近人、纡曲蕴藉。他继承了韩愈散文文从字顺的要求，摒弃了怪奇的文风，能愈雄奇于畅达，在平常中见隽远。在文体形式上，他认为骈体文“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吸收其有益成分，增加了散文的节奏感和情韵之美，并将古文笔法融入骈文写作之中，开创了宋代四六文的新体式，在欧阳修的努力下，古文在文章写作中的主导地位确立起来。欧氏的平易文风也成为宋文的代表文风。
2、简析柳永词中女性形象的特点
柳永的词作中除了描写闺怨思妇的生活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他的“狭邪”生活。这些词主要以歌妓生活为描写对象。由于柳永与与她们接触较多，理解并同情她们的遭遇和内心痛苦，因而除了一般的描摹她们的玉肌琼艳、表现她们欢聚别离之外，柳词还更细致地写道她们的身世经历和心理活动，如写她们“刚被风流沾惹”的羞怯，因悔悟“席上尊前，王孙随分相许”，而产生的“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的愿望。一般而言，这些歌妓的形象是泛化的，并非特指，是为投合一般读者的欣赏要求而制作的。
3、简述苏轼理趣诗的特点
苏诗中有不少理趣诗。所谓理趣诗，就是诗人在写景、咏物、记事之中，有意识地阐发某种生活哲理，表达对人生的思索。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新泥”，以蕴涵哲理的比喻表达了对人世变迁的惆怅之情；而《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借写景而谈处世哲理，成为理趣诗的名篇。苏诗中的“理”，不是玄思和吊诡，而是生活中随感而发的感想，在习以为常中给人以新的启迪。另外，苏诗理趣诗中还有谈佛论禅之作，如《琴诗》，借咏琴而阐发禅理，别有韵味。谈空说有乃至“借禅以为诙”之作也不少。然真正富于理趣的还是诗中采集的那些生活中迸发的星火。
4、简析黄庭坚的诗歌创作观
北宋诗人黄庭坚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主张。他见于当时党争中以诗干政的风气，反对用诗直接比附时事的作法，提倡诗歌的相对独立性。在创作中，他放弃了白居易以来的诗歌讽喻传统，将创作的重心放在展现个人的精神世界方面；同时有反对在诗中放纵情感认为作诗应以“养心治性”为根本目的。如他的《登快阁》一诗中“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表现了诗人摆脱俗物、在观赏自然中回复真实自我的愉快心情，从颌联中，有可见出诗人心境又是非常淡泊、平和，展示了一个迥于流俗、孤高的士大夫的内心世界。由于黄诗中有意排斥了反映民生、议论时政的创作题材，因而使他的诗歌世界受到很大的局限，诗人觉得诗人有意回避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使之他的诗歌成就大大打了折扣。
5、简述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
李清照继承婉约词风而能更进一步，取得了超越前人的艺术造诣。
首先，她的词从题材到风格形成了以婉约柔媚为主的女性化特点，展现了一个在那个时代十分特殊的知识女性的心灵世界。
其次，她的词能集雅俗于一体，将极精美雅致的画面于极通俗真切的情事结合在一起。另外，她的语言既充分发挥了婉约词家精于修辞、造句精巧的特点，又往往贴切生动地化用口语，比喻的惊奇，铺叙的自然，都令读者叹服。如她晚年代表作《声声慢》，将“物是人非”等具体情事完全隐去，而集中描写“愁”的过程、情态本身；通过如实地铺叙景物，真实展露词人孤独寂寞、凄凉无奈的精神状态；一连串的反诘句式，在绝望中却透露出作者一贯的刚强性格‘起首连用十四叠字，更被誉为“公孙大娘舞剑手”。正是由于李清照丰富的情感和杰出的文采，使她的词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无怪乎后人称“婉约以易安为宗”。
6、简述杨成斋体的特点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称杨万里的写景方面的诗为“杨成斋体”。
杨成斋体的特点首先是，善于以诗人的独特眼光发现和捕捉事物的生动形象，同是赋物写景，诗人抓住在瞬间打动诗人的生动形象，让它保持全部的新鲜感呈现在读者面前。如《晓行望云山》，描写的是自己的新鲜感觉，展现的是诗人的心灵世界。
其次是语言幽默，诙谐洒脱，处处展露出诗人的透脱胸襟。诗人虽触而发，在适当的情景中巧生联想，揭发习惯的可笑，揭示某些生活哲理，流露出诗人的涵养和卓识。如《戏笔》似是嘲笑天公的吝啬和自己的贫穷，其实透露出诗人为性情怡悦于自然而感到的快乐，表现了诗人乐观洒脱的人生态度。
另外，语言通俗生动，大量化用口语俚语入诗。如“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池》。这种语言风格是诗人对自然真趣的一种追求。
诗人将描写题材局限于自然景物，过于追求轻巧新奇，是诗境流于琐细，思想不深，语言有时不善拣择，“粗头乱服”，这些不足之处与诗人杨成斋体体现出的“真处”、“性灵”相比，毕竟是璧中之瑕。
7、论述陆游诗歌的艺术特色
陆游在南宋诸位诗人中，诗的境界显得最为开阔，风格最为多样，语言运用也最为自如。
首先，想象丰富，气势豪壮，是陆游诗最鲜明的特色。他常常运用幻想、夸张等手法，突破现实环境的束缚，使诗歌境界变得空前阔大。如他的记梦诗，便大量溶入了唐代边塞诗歌的意象、情节，在南宋的残山剩水之外为人为展现了辽阔中国的壮丽特色，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他的豪壮气概更充分地体现在自我形象的塑造上，如《金错刀行》，在与苟安现实相对立中，这个自我形象往往浸透着李白那种狂放精神，在抒发壮志未酬的悲哀时，诗人的咏叹又往往具有杜诗沉郁苍凉、宏阔深沉的格调，如《书愤》。
其次，观察入微、描写入画，是陆游诗的有一特色。他善于随时随地从自然和生活中汲取诗材，许多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品记叙细腻，写景清新，笔调圆匀，如“傍水风林莺语语，慢园烟草蝶飞飞，”描写既精细又自然，“明白如画，然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刘熙载《艺概》）。
再次，精于锤炼，巧于裁剪。陆游诗思既多，又富才情，而且不忘锤炼，“使事必切，属对必工”，“对仗工整，使事熨帖，当时无与比埒，”如“青山是处可埋骨，白发向人羞折腰。”
另外，陆游诗风格多样，内容丰富，取法活泛，也是他的诗重要特点。朱熹、姜夔、方回、罗大经等人对此评价很高。
总之，陆游诗可以说是南宋最有成就的伟大诗人，但在艺术上继承的成分仍较多，独创革新的努力尚嫌不够。
8、论述辛词的艺术风格
辛词在艺术上继承总结苏轼豪放词、南宋爱国词的传统，并广泛学习借鉴其他词风、其他词人的成就，使其词境也变幻多姿、空前丰富。
首先，辛词最主要的风格，是由其内在英雄气概决定的豪放风格。辛词的豪，一方面更为沉着，更具实在内涵；另一方面则更为恣肆，更加不受拘束。除了直接记叙战斗场面、抒写英雄不平之事外，进入辛词的一切，无论动植生物，水月风光，还是人文产物、抽象思想，差不多都经过想象的改造，获得了奇特新颖的形象。他尤其爱写那些空间阔大、动态极强的事物，如写自己隐居出的山：“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沁园春》）这与其说是写山，不如说是写自己心中的波涛汹涌。他还喜将时间和性质上相距甚远的各类事物汇聚为一体，往往一阕之内既写功名事业，又写道德文章，又有山水景物，又有古人今人。他更善于运用记梦、游仙、问天等手法，表现自己的不羁情怀，展示精神世界的升腾。又由豪放转入深沉，使辛词具有一种特有的意味和韧劲，如写他追述金兵入侵历史、抒写家国的词作《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不过短短八句，既叙述了历史现实，又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和痛苦。借助由山、水形象组成的深远动人的词境，抒发了作者对历史现实深沉的情感，而又带有婉约词意味蕴藉的特点。
运用婉约的风格而寓以“伤人心别有怀抱”，是辛弃疾的另一擅长。如词境深婉的《青玉案。元夕》。辛词更善于借婉约的故事写政治的哀怨，为柔媚之词注入骨气，如《摸鱼儿》表面写《长门赋》的故事，实际上表达的是作者对当国者的怨恨和希冀，作者赋予这个题材本身以更深刻的含义，而在运用婉约的形象、语言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所写的“宫怨”故事本身也非常哀婉动人。
其次，谐谑和反讽，是辛词另一种特殊风格。
9试述杂剧兴盛的社会原因
元杂剧的兴盛，指的是出现了一大批作家、一大批作品，而且戏剧活动及其普遍而频繁。就其社会原因而言，是经济、政治、作家构成、演员技艺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元代城镇经济的相对繁荣，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元代前期，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戏剧这种最富于群众观赏性的文艺形式，便适应城镇和商贾市民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要求，迅速的兴盛发展起来了。商业性的游乐场日益增多，这就为杂剧演出提供了固定的场所。在北方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戏剧活动在节日、庙会常常不定期的开展，并出现了固定的演出场所-戏台。也有力的促进了元杂剧的兴盛。
其次，元代政治对杂剧的兴盛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元代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特别在元代初年比较尖锐，这不仅造成了人民生活的痛苦，也激发了人民的愤怒和发抗情绪。而杂剧正是战斗性和群众性较强的文艺形式，最足以表现人民的愤怒情绪和美好愿望，所以得到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元代初年在军事、政治方面严加防范，而在经济、文化艺术、道德思想上却是相当放松的；由于元代初年禁锢人们头脑的儒家思想受到了动摇，这对人们的思想是一次很大的解放；蒙古统治者由于语言、文化和习俗的隔阂，对中原文化还不甚了解，使他们不自觉地对杂剧表演内容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这些都从不同角度共同促成了杂剧的兴盛。
再次，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下，促使大批文人投身于杂剧创作，这对元杂剧的兴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金元之际，文人沦为奴隶的极多；元代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广大汉民族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普遍降低；蒙古灭金后，停止科举考试将近八十年，文人入仕的机会相对地说要少多了他们散布于社会各个角落；由于元代统治者重实用、轻文学，即使文人入仕，也多不受重用，故而流传“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正是当时文人社会地位如此低下，使一大批文人以杂剧创作为生，大大壮大了杂剧创作的队伍，提高了杂剧的质量。同时，社会地位的低下，也促使文人作家更深切地感受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更广泛地接触和了解社会，这就有利于杂剧作品思想艺术成就普遍提高。
最后，大批著名演员的出现也是促进元杂剧兴盛的原因。元代杂剧演员数量极多这在夏庭芝的《青楼集》，《马可波罗游记》都有记载。这些人有很多人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这使得他们的表演能力大大地提高了，丰富和提高了杂剧艺术。而且，许多演员与杂剧作家有密切的来往，如朱帘秀与关汉卿，天然秀与白朴等。这也使她们能深刻地理解作家的创作心情与意图，有利于提高了杂剧表演的艺术水平。
10、简述元杂剧衰落的原因
元杂剧创作的衰微，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杂剧演出中心南移，用北方的语言、乐曲演出的、为北方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杂剧艺术，难以适应南方观众的审美需要。其次还有元代后期文人的社会地位逐渐发生变化，使杂剧作家将注意力转向仕途科举，创作热情降低，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使之同下层民众的联系日益疏远，造成了杂剧创作队伍的质量下降；统治阶级逐渐开始自觉地提倡儒家思想，进一步宣扬程朱理学，出现一大批道学味和方巾气极浓的作品，严重削弱了杂剧创作的思想价值；原来在南方流行的南曲戏文吸取了杂剧的长处，使杂剧无法于之竞争。
11、论述关汉卿《窦娥冤》中窦娥悲剧命运的原因
关汉卿《窦娥冤》集中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现实和关汉卿的思想感情。其戏剧冲突有三个依次递进层面，即社会冲突、道德冲突、意志冲突。
首先，高利贷如羊羔二息的经济剥削，地痞流氓张驴儿父子的社会恶势力，糊涂官吏如州官桃杌的政治压迫，这“三座大山”是造成窦娥冤案的直接原因、外在机缘。
关汉卿着力要表现的，并不是两种社会势力之间的冲突，而是传统道德与不道德的社会的冲突。杂剧中，窦娥与张驴儿父子的冲突，主要是守节守贞的传统同蹂躏节*、鄙夷贞节的不道德行为的冲突。张驴儿父子乘人之危，以死相要挟，强行入赘蔡家，这种不道德的反常行为，在杂剧里反而被表现成一种习以为常、屡见不鲜的正常现象，传统道德遭到了强权的野蛮践踏。而窦娥与州官桃杌的冲突，也主要是窦娥相信官府、愿意“官休”的道德行为同州官桃杌弃廉明如敝屣、奉贪酷如神明的不道德行径的冲突：“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结果道德被愚昧所吞噬，窦娥也被冤枉地判处了死刑。窦娥冤案的根源竟然是坚守传统的道德！在不道德社会现实中，坚守传统的道德反而把人们推向火坑：“这的是衙门自古朝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正是关汉卿对元代社会的深刻认识。
除了道德冲突外，关汉卿还以形象的笔触揭示了表现在窦娥内心冲突，即不安于现状与不得不安于现状、不信天地鬼神与不得不相信天地鬼神、明知道道德无用与不得不遵从道德之间的冲突。这从窦娥的悲惨命运就可以看出来，如她临刑前，感到天地鬼神昏愦任意把无罪之民推向绝境，又聪明得自觉为蒙冤之人昭显冤屈，天地鬼神的这种矛盾态度，正是窦娥内心矛盾的形象表现。
《窦娥冤》全剧最后，窦恩德节、孝等道德情*，，终因窦娥感天动地的悲剧命运以及清官的秉公执法，而得以高度的彰显，这表现出作者对仁政德治的理想社会的企望。关汉卿把复兴道德教化，才能挽救社会颓风，成为一种时代意识，将其艺术化、审美化为戏剧冲突，借各个阶层人们在信守道德与适应现实的两难抉择中的困境，来表现道德破败的社会危机和挽救危机的不懈努力。
12、论述关汉卿《窦娥冤》中窦娥悲剧命运的原因
关汉卿《窦娥冤》集中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现实和关汉卿的思想感情。其戏剧冲突有三个依次递进层面，即社会冲突、道德冲突、意志冲突。
首先，高利贷如羊羔二息的经济剥削，地痞流氓张驴儿父子的社会恶势力，糊涂官吏如州官桃杌的政治压迫，这“三座大山”是造成窦娥冤案的直接原因、外在机缘。
关汉卿着力要表现的，并不是两种社会势力之间的冲突，而是传统道德与不道德的社会的冲突。杂剧中，窦娥与张驴儿父子的冲突，主要是守节守贞的传统同蹂躏节*、鄙夷贞节的不道德行为的冲突。张驴儿父子乘人之危，以死相要挟，强行入赘蔡家，这种不道德的反常行为，在杂剧里反而被表现成一种习以为常、屡见不鲜的正常现象，传统道德遭到了强权的野蛮践踏。而窦娥与州官桃杌的冲突，也主要是窦娥相信官府、愿意“官休”的道德行为同州官桃杌弃廉明如敝屣、奉贪酷如神明的不道德行径的冲突：“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结果道德被愚昧所吞噬，窦娥也被冤枉地判处了死刑。窦娥冤案的根源竟然是坚守传统的道德！在不道德社会现实中，坚守传统的道德反而把人们推向火坑：“这的是衙门自古朝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正是关汉卿对元代社会的深刻认识。
除了道德冲突外，关汉卿还以形象的笔触揭示了表现在窦娥内心冲突，即不安于现状与不得不安于现状、不信天地鬼神与不得不相信天地鬼神、明知道道德无用与不得不遵从道德之间的冲突。这从窦娥的悲惨命运就可以看出来，如她临刑前，感到天地鬼神昏愦任意把无罪之民推向绝境，又聪明得自觉为蒙冤之人昭显冤屈，天地鬼神的这种矛盾态度，正是窦娥内心矛盾的形象表现。
《窦娥冤》全剧最后，窦恩德节、孝等道德情*，，终因窦娥感天动地的悲剧命运以及清官的秉公执法，而得以高度的彰显，这表现出作者对仁政德治的理想社会的企望。关汉卿把复兴道德教化，才能挽救社会颓风，成为一种时代意识，将其艺术化、审美化为戏剧冲突，借各个阶层人们在信守道德与适应现实的两难抉择中的困境，来表现道德破败的社会危机和挽救危机的不懈努力。
13、简述关汉卿杂剧的艺术成就
关汉卿以其卓越的戏剧艺术，屹立于世界戏剧艺术家之林。
首先，他以其毕生精力从事杂剧创作，并参加了演出实践活动，促使杂剧艺术体制趋于完备，他对杂剧具有草创之功，对完备杂剧体制贡献最大不仅在外在形态上如一剧四折进行了探索，而且在情节结构、戏剧冲突的安排上，关剧大多简洁、集中、激烈、机匠、意匠惨淡而又流转自然，处处都合乎戏剧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同时也处处都体现了中国戏剧的民族特征，成为戏剧艺术的典范之作。
其次，关剧题材广阔，无所限制，从而极大地开拓了中国戏曲多方面地表现功能。更重要的是，他写什么像什么，让特定的情境和语言为刻画各种人物服务，从而塑造了一大批身份不同、地位不一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如坚强善良的窦娥，侠义机智的赵盼儿，胆识过人的谭记儿、勇武豪壮的关云长等
最后，语言风格豪放不羁，属于本色派。
14、试述《西厢记》中崔莺莺的形象
《西厢记》的突出之处，在于对崔莺莺的思想、感情、心理作了十分细致而深刻的刻画。
崔莺莺是相国千金，她既有外在的凝重，又有内在的激情。封建家庭的教养，无法完全窒息她内心的青春情感，她一出场就情不自禁地感叹：“花落水流红，献丑万众，无语怨东风。”正是这种难以名状、难以捉摸的“闲愁”，使她不由自主地对张生一见倾心，月下吟诗时，她大胆地对张生吐露心声：“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于是她陷入了情网而不能自拔，饱尝着相思之苦。并迁怒于红娘的跟随。
正在这时，变生意外，孙飞虎兵围普救寺，索要莺莺。张生仗义修书，请好友百马将军前来解围。老夫人当众许婚，后来因怀疑张生此举有乘人之危之嫌，故而出尔反尔，躺他们以兄妹相称。这件事实际上赋予了崔、张的婚事以外在的合理性，同时赋予了崔、张的爱情内在合理性。正是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合理性，成为莺莺敢于冲破老夫人的约束，决心对张生以身相许的潜在动力。但是，冲破内在心理的樊笼毕竟比冲破外在人为的约束还要艰难。于是就有了莺莺的“闹简”和“赖简”。这实际是表现莺莺的“假意儿”。可以看出崔莺莺要战胜传统的教养、女性的禁忌所应有的反复和艰难。在认可了爱情的合理性之后，她还不能不积蓄相当的心理准备，以便承受这种感情。
莺莺和张生木已成舟以后，老夫人*迫张生上京应考求官，他们的爱情又面临新的危机。长亭送别时的那段唱词，揭示出她复杂的心理。既担心张生考试落第，婚事终成泡影，更担心张生考取后变心，将自己抛弃。莺莺和张生的最后团圆，实在是得之不易的。
《西厢记》深刻地揭示了崔莺莺的恋爱心理，即想爱而不敢爱，不敢爱却不由得不爱；并且细致地展现了她内心的强烈要求逐步压倒、战胜外部的压抑、传统的禁锢和心理的樊笼的全过程。这样的恋爱心理及其展开过程，是包含着深厚的社会内容和文化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