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语言文学现象，撰写相关学术论文，要依据一定的理论方法。不同的理论方法会产生不同的研究成果，而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运用，总会为学术领域带来创新和惊喜。正如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结尾所言：
闻、李两位的论点显然不是王闿运及其以前的批评家所能措手的。与此相较，我们对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有关此诗的评论，也感到平庸。这只是接受过现代的哲学、美学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有所研究的学者才能如此地看问题，从而得出前所未有的新结论。他们对此诗意义的探索，无疑地丰富了王氏所谓“孤篇横绝，竟为大家”二语的内涵，即提高了这篇作品的价值和地位。而其所以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也显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这，应当说，是对此诗理解的进一步深化。
闻一多、李泽厚接受过现代学术思想的洗礼，并将其运用于研究，其研究成果便超过古代、近代学者，达到新的高度。
汉语语言理论方法丰富，既有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传统理论方法，又有历史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系统功能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等现代理论方法。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选择某一种适用的理论方法，或综合运用几种理论方法，开展研究，撰写论文。
例如，朱德熙先生曾运用美国描写语言学（即美国结构语言学〉中“替换”和“分布”两种分析方法，分析汉语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的”，写成《说“的”》一文，指出：“的”是“形式相同的三个语素：”的1‘是副词性语法单位的后附成分，如“连续的”；’的2‘是形容词性语法单位的后附成分，如“光荣的”；’的3‘是名词性语法单位的后附成分“。如”学校的“。该文’分析”的“字的基本方法是比较不带”的“的语法单位——假定为X——跟加上”的“之后的格式”X的“在语法功能上的差别。由此分离出”的“的性质来‘。这套分析方法显然是借鉴了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替换分析法和分布分析法。这篇论文虽只讨论一个”的“字，却涉及语法研究的整个方法论向题，特别是如何确定语法单位的同一性问题。因此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了整个语言学界的注意，围绕着这篇文章展开了语法研究方法论问题的讨论。”
文学学术论文所采用的主要理论方法，跟文学评论常用的理论方法相同。包括社会历史批评、审美批评、文化批评、心理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比较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在文学学术论文的写作中，可以采用某一种理论方法，也可以以一种为主，兼用其他，或者兼用几种。不同理论方法，从不同视角丰富了对文学现象的研究，扩大了研究谱系，增加了研究成果。
例如，同样是对张爱玲的研究，不同理论方法形成不同研究成果，丰富了对张爱玲的阐释。黄子平的《世纪末的华丽……与污秽》主要运用社会历史批评及审美批评的理论方法，指出张爱玲小说中渗透着的“世纪末视景”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华丽与污秽”，以此确定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从世纪末到世纪末”的“中介”意义：“张爱玲的世纪末视景‘，是身处20世纪末的我们，回溯性地解读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回溯，同时也把19世纪末（晚清〉的历史图像，带进了对张爱玲写作的解读。以张爱玲为中介，一种’从世纪末到世纪末‘的文学史叙事于焉成型。”
而孟悦、戴锦华《张爱玲：苍凉的莞尔一笑》，主要运用女性主义及精神分析等理论方法，指出“《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文本序列中唯一一个逃遁并且成功的故事。然而这亦不是绣屏上的白鸟展翅飞出了织金云朵的传奇，而只是一次历史的偶然，战火焚毁了那架无限精巧、又无限沉重的屏风。于是一个死女人得以”复活“。但在这部文本中，张爱玲的叙事重心已转移到对”历史中的女人“——倾国倾城的男权神话的重写中去了。那是对特洛伊——海伦式的女性原型的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