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性统治
法理型统治是指以法律为依据对社会进行管理，它是现代社会普遍的统治形式。韦伯认为，法律是为一定的目的制定的、由抽象的规则组成的法律规范的总体，它经由协议或强制而建立*司法就把这些规则应用于具体的个案，行政管理就是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理性地维护团体制度所规定的利益。在法理型统治下，每个人（包括领袖和官员）酌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官员的权力是法律赋予的，上级对下级发号施令也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下级服从上级并不是服从他个人，而是服从非个人的制度。
法理型统治具有下列基本特征：
第一，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受规则约束的职务运作。
第二，这种远作有明确的职权范围：根据系统分工划定承担具体功能的领域，对划定的每个领域赋予必要的权力，明确规定可能允许的强制手段和使用强制手段的前提条件，根据上述要求按章办事酌运作单位就是管理机构。
第三，实行职务等级原则，任何机构都有固定的监督和监察制度，下级机构有权向上级机构投话和提出异议。
第四，为了正确地应用规则，实施合理的制约，专业培训是必要的。只有接受培训且成绩合格的人才有资格成为行政管理人员，才允许被任命为官员。现代社会的各种团体中都有由这样训练有素的官员组成的行政管理组织。
第五，在理性的组织中，行政官员对行政管理物资和生产物资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且使用权受到财务制度的制约；同时，行政管理组织的财产与官员的私人财产、办公场所与生活场所是完全分开的。
第六，在完全合理的情况下，官员对其职务没有所有权，只有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职务和官员本人才合二为一，在非公务场合，职务对官员个人的私利不发生作用。
第七，建立行政管理档案制度。一切法律、法规t决定、命令、讨论等都要用文字固定下来，档案和官员的持续运作相结合是现代行政管理的主要特点。‘
法理型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来自理性化的法律制度，其统治关系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法律关系；而卡里斯马和传统型统治本质上届于人治，注重忠诚、亲疏远近，官员只需对统治者个人负责，这属于人格化的法律关系。与传统型的封闭保守和墨守成规相比，法理型和卡里斯马型具有开放性、进取性和革命性，但卡里斯马的革命性又带有随意性，又因为它固有的非经济性和不稳定性致使它必然向传统型或法理型转化。只有法理型统治扬弃了前两种统治的非理性，成为既稳定又合理的统治形式。
科层制的特点与影响
法理型统治的基础是合理性的法律，但合理性又有两种情形：
一种合理性来源于对主观判定的某种终极价值的信仰，这是价值的合理性；
另一种合理性来自对能达到特定目的的手段的信任，通过这种手段，能够计算、预测和控制后果，这就是目的合理性（或工具的合理性）。
这两种合理性表现在完全对立的意义上：价值合理性类型具有主观（信念） 的合理性，而工具合理性类型具有客观（功能）的合理性。韦伯比较关注的是具有工具合理性的法理型统治，即借助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组织进行的统治。也就是科层制统治。
科层制是韦伯构建的最重要的理想类型，对这个理想类型中的官员的特点，韦伯也作了详细的阐述：
1、个人是自由的，仅仅在事务上有服从宫职的义务；
2、处于固定的职务等级制度之中，
3、拥有固定的职务权限；
4、根据契约受俞，即（原则上）建立在自由选择之上；
5、根据专业业务资格任命（不是选择）—一在最合理的情况下过考试获得的、通过证书确认的专业业务资格；
6、采用固定的货币薪金支付报酬，大多数有权领取退休金。诚然，在有些情况下（尤其在私营企业里）主子方面有权解聘，不过官员方面也总是有权辞职的；薪金首先依据官阶等级分级，同时也根据职位的责任，此外，还根据“身份地位”的原则；
7、把他们的职务视为唯一的或主要的职业；
8、可看清白己的前程：职务升迁根据年资或政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取决于上司的评价；
9、工作中完全同“行政管理物资分开”，个人不得把职位占为己有；
10、接受严格的、统一的职务纪律和监督。
科层制遍及现代社会的所有领域，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标志，韦伯甚至认为它是现代人类的生存方式。他说：“在一个官员、职员和工人与行政管理物资分开以及纪律和训练有家都不可或缺的社会里，没有官僚体制的机构，除了那些自己还占有供应物资的人（农民）外，对所有的人来说，现代的生存可能性都将不复存在。叫科层制的工具合理性和非人格性满足了现代社会对效率的追求。一个完善的科层机关与其他管理形式的差别，就如同机器劳动与手工劳动的差别一样。科层制的迅速、准确、连续、审慎、严格的从属关系、节省人力物力等优越性被训练有素的公务人员发挥得淋漓尽致。韦伯对科层制推祟备至。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最高效、最合理的管理形式：“根据全部经验，纯粹的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即官僚体制集权主义的、采取档案制度的行政管理，精确、稳定、有纪律、严肃紧张和可靠，也就是说，对于统治者和有关的人员来说，言而有信，劳动效益强度大和范围广，形式上可以应用于一切任务，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在所有这些意义上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