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的类型
情感性行动（affectual action）——由情绪引起的行动，这是非理性的。比如说，盛怒的情况下掴你的孩子。一激动把考试题告诉你们。
传统性行动（Traditional action）——进行事情的方式是由过去的习惯或惯例所主宰的，比如说，在教堂时，马上在胸前划出十字。在比如，我们前面提到了传统性权威的产生。
价值理性行动（Value-rational action）——行动者的行动也许不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以行动者的价值观系统来看，行动者觉得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比如说卖鸡蛋。再比如，如果你的文化要求你在吃饭的之前必须把前一餐的东西都吐出来，那么，尽管吐这个过程会让你很难受，但是，你仍然会这么做。这是受价值系统所支配的。
目标手段理性行动（Means-ends rational action）——行动者自己选择追求目标，但是他的行动不是由较高的价值系统指导，而是根据行动者眼中自身所处的环境、别人的行为，以及该环境存在的客体来决定的。也就是说，行动者针对某项目标的时候，会考虑所有的条件，然后作出一个最佳的选择。比如市场行为。卖鸡蛋。
这四类行动都属于理想类型的划分，其实，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们的行动都是多种行动的混合体。
社会结构
按照韦伯的论述，社会行动意指具有主观意义的且涉及他人的行动，亦即社会行动是一种包含社会关系的行动。社会结构也就是社会关系结构。
韦伯在论述社会行动的基础上，构建了两种类型的社会结构，即“共同体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化”的社会结构。
共同体化是指在一种社会关系中，社会行动的调节建立在主观感觉到参加者们的共同屈性上。“共同属性”包括感情的和传统的，即共同体化可以建立在任何方式的情绪或感情的基础之上，也可以建立在传统基础之上。例如一种性爱关系、一种孝顺关系、一个民族共同体都属于共同体化。家庭是典型的共同体化的社会关系。
社会化是指在一种社会关系中，社会行动的调节建立在以理性（价值或目的合乎理性）为动机的利益的平衡或者同样动机上的利益的结合之上。典型的社会化建立在通过相互允诺的合乎理性的协议之上。
社会行动的合理性
社会行动的四种类型，可分为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两类，理性行动又包括目的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这些行动类型是韦伯主观构建的理想类型，在现实中并不以单纯的形式存在。任何现实的行动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即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并不是两种不同的现实行动，而是同一现实行动的两个不同的侧面。
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是韦伯从目的和手段的角度对社会行动所作的区分，在研究经济行动时，韦伯又从形式和内容的角度，把经济行动分为形式合理性行动和实质合理性行动。
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如果所有的行动都可以用量来表示，即能被计算并尽可能以货币单位这一
形式来表示，那么这些行动在形式上是合理的。即属于形式合理的经济行动，其合理性的程度由计算的可运用程度决定。货币为经济行动提供了统一的计算尺度，用货币对各种不同的经济行动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计算，从而可以对不同的行为方式进行比较，也可以对未来的各种经济机会进行评估，所有这些又要通过复式簿记技术来进行。因此，货币计算（不是货币使用）是员合理最完善的经济计算手段，也就是说，运用复式薄记技术的经济行动是形式合理性程度最高的经济行动。在韦伯看来，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就是这种经济行动。
实质合理性是指通过一种以经济为取向的社会行动方式，根据某些价值的基本要求，向现存的人的群体供应产品。其合理性的程度与产品的实际分配方式以及被提供产品的人群的范围有关。实质合理性并不满足于目的合乎理性的计算，而是要提出伦理的、政治的、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等级的、平均主义的或者某些其他的要求。并以此用价值合乎理性或者在实质上目的合乎理性的观点来衡量经济行为的结果。
形式合理性行动的唯一目标是最大跟度地追求利润，任何导向这—‘目标的、可量化的行动都是有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形式合理性是独立于其他价值的，即价值中立的。因此，形式合理性只与经济系统内的目标有关，与经济系统外的目标和价值无关。相反，实质合理性旨在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是建立在“解放全人类”等外在的道德理想之上的。两者的对立在经济上表现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对立，在社会形态亡表现为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矛盾，在现代社会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在价值追求上表现为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效率是经济体系内的目标或价值，而公平则是经济体系外的终极价值和目标。据此席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目的合理性和价值非理性或形式合理性和实质非理性的社会，并且认为，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都可归结为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紧张和对立。
目的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是社会历史的运动方向，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前资本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实质合理性”，即把形式作为达到追求某种价值日的的手段，是针对某种事物的合理性；现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形式合理性，它是以形式本身作为目的的，是不对任何事物的合理性。例如，新教禁欲主义伦理把营利作为某种价值追求（渴望得救）的手段，但宗教理性化的结果最终使现代社会把这一手段变成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