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对偶组发展为三人组对于社会结构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社会结构变得可以与个人分开，也可以主宰个人。换句话说，他的文化悲剧理论至少需要三人组结构才能发生。
他认为团体认输增加的时候，个人的自由就会增加。小团体可能会对个人有极大的操纵权，使个人无法摆脱团体成员的监视和控制。而在大团体中，个人就不那么明显了，也比较不容易被控制。比如，在学校和在外面，老师的行为举止的不同。
二是距离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齐美尔指出，事物的价值是由它与行动者之间的距离所决定的。如果一个事物距离太近又容易得到，或者太远而非常难以得到，那么这个事物的价值就不是太高了。因此，最有价值的东西应该是那些有可能获得但是必须付出最大努力的事物。例如，在《陌生人》一文中，齐美尔指出，陌生人就是距离我们不能太远又不能太近的人。太近就不是陌生人而是熟人；太远不发生关系也谈不上是陌生人。
距离与谎言
这是他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指的是某人有隐藏某事的意图，而他人却想揭发那件被隐藏的事。我们必须了解别人的一些事情，我们才能与别人有互动。我们只可能了解部分，而不可能知道全部。而且在生活当中还有谎言的存在，谎言指的就是，某人有隐藏真相不让他人知道的一种互动形式。
他用社会几何学，也就是距离的解释来研究谎言。
行动者之间的距离越远，越可以容忍谎言。反之亦然。比如说省长或者国家领导人对我们说了慌，我们或许可以忍受。但是，自己最亲近的人，如配偶、家人的谎言就让人不能容忍了。
有意思的是，在他看来，以距离来说，每天的所有沟通都包含互动双方都知道的元素，但是，这些元素的真实情况，可以被双方全部知道，也可以被一方知道。那么，一方知道就构成了两者之间的距离感。他认为社会关系既需要大家都知道所有的东西，又需要那种只有一方知道的元素。或者说，即使是最亲密的关系除了靠近 ，也需要有距离。比如说婚姻。
婚姻算是最亲密或者最没有秘密的交际形态的一种了。人们都有一种想要把秘密都告诉配偶的冲动。但是他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既需要真相，又需要假象的。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如果全部的自我泄露的话，（如果这种情况存在的话）会使婚姻变得只是一种事实，而把出乎意料的可能性都抹杀掉了。从而是婚姻变得非常无趣。他认为，婚姻需要某种程度的距离和陌生才能彼此有趣。
距离与陌生人
顺着社会几何学的思路，他提出了陌生人的概念。他认为陌生人也是社会形态的一种，由距离来定义，指不会离我们太近，也不会离我们太远的人。也就是说，如果离我们太近，就不再是陌生人了，而是团体的一分子了。同时，如果离得太远，就终止了和团体的接触。
陌生人和团体之间这种特殊的距离引发了这两者之间不寻常的互动形态。一方面，陌生人与团体的互动会比较客观，因为陌生人缺乏对团体的参与，他对团体成员的判断及关系都比较不带情感。
另一方面，对于陌生人，别人在他们面前比较容易表现出信任。他们比较愿意对陌生人说一些事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事情不会再传回团体。网络上的互动是最典型的例子。
距离和价值
他认为，一件事情的价值事实上是它距离我们有多远的结果。如果距离我们太近了，太容易得到了，对我们就没有太大的价值。比如谭院长，我找工作。但是，同时那些距离我们太远，根本就是难以达到的，对我们来说也是没有什么太大价值的。比如，北大。
所以，对于我们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那些我们花相当努力就可以得到的东西或事情了。
文化社会学
文化悲剧
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
主体文化，他有时也称之为“个体文化”，是指行为者生产，吸收和控制各种外在文化因素的能力与倾向，是已经内化了的各种文化因素在行为者中的综合体现；
而客体文化则是指人们在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各种文化因素，如宗教、哲学、组织、团体等。这些因素外在于个体，但却影响着个体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客体文化对于主体（行为者）的影响，只有在其以观念的形式进入主体之后，只有主体吸收这种观念并将其内化，使其成为主体文化的一部分之后，才能实现。
客观文化（objective culture）——包含人们开发出来各类东西。比如，艺术，科学，哲学等等。
主观文化（individual culture）——个人制造，吸收，控制客观文化元素的能力。
文化堕距
在理想情形中，个体文化影响塑造着客体文化，并同时也接受着客体文化的影响，但问题是，客体文化一经产生，便具有了其内在的生命力，“它们（各种文化因素）获得了固定的习俗，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与合法性：它们的这种既定的地位，使其不可避免地疏远于创造它们并使其具有独立性的精神动力”。“也就是说，客体文化一经产生，而不再受主体的控制，便是凭借其自身的生命力发挥作用继续发展，并且在创造了客体文化的主体与产物之间，存在着深深的疏远与对立：创造性精神的亢奋和毫不疲倦的生命力，与其僵化，死板的产物以及该产物的不可思议的反作用之间，产生了无穷的对立。
通常看来，这种僵化的产物扼杀着精神的创造力。“在齐美尔看来，虽然人们保持着创造和更新客体文化的能力，但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客体文化对主体文化的压倒优势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对行为者产生压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