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交往行为理论评价。从总体上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试图解决以下几个难题。
第一，它为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中产阶级普遍增多，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有所好转，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再是马克思、列宁所描述的那个到处充满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那么，如何把脉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就成了学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哈贝马斯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既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又把这种异化的社会现象当做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他把这种异化的社会现实当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
第二，它为整合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思维方式提出自己独特的解释原则。自近代笛卡儿以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一直受到经验论和唯理论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影响，社会学作为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一门学科也不例外。一方面，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社会学要寻求“社会事实”的客观性，然而，一切的“社会事实”又是主体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价值性。这样，如何统一主客观问题，实现主观和客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就成了社会学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哈贝马斯以“兴趣”作为逻辑起点，以那种“原初的”、“未分化的”、“尚未主题化”的“生活世界”作为解决主客二元对立的归宿，应该说有自己独到的价值。
第三，它为解决西方社会结构转型问题，避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开出自己的一剂“药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现象以及出现的新情况，西方一大批社会思想家们展开了各自的思考。吉登斯从“结构二重性”出发，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贝尔坚持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和结构转型，他乐观地称之为“后工业社会”；利奥塔、罗蒂等人则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而哈贝马斯认为，要避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只有发挥交往理性作用，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以实现社会的进化。
当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方法论的局限。他试图整合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可是从根本上讲，任何一个抛弃或绕开马克思的实践观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只能重新回到二元论，或者以一个新的二元论来取代原来的二元论。
二是视角基础的局限。他以兴趣作为其认识的基础，然而人的兴趣从何而来？如果对哈贝马斯的“兴趣”作一个本体论式的追问就不难发现，无论他论证得多么“完善”，他所谓的“兴趣”其实仍然不过是笛卡儿式的“天赋观念”而已。
三是理论落脚点的局限。与其说他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充满“兴趣”，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通过“交往行为理论”以实现“社会进化”，不如说他对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更感“兴趣”。但是，他所谓的“生活世界”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乌托邦”。
四、什么是现代性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这个概念是指新出现的情况或变化。它源远流长，不断拓展，是个动态过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现代性是一种精神指向，标志着人类对进步与幸福的追求与向往；
2、它标志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坚信人类理性的力量，强调“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3、是一种行为准则，强调人应当按照理性原则和价值目标去行动；
4、是一种动态概念，其内涵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因此，它必然具有辨证性与否定性。
5、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现代性这个概念从古希腊开始就已经使用了，一直到今天，人们都把“今天”称为“现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性永远没有终结，始终处于现代之中。
评价：
1、与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理论不同；
2、与美国社会学家贝尔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理论的理解也不相同；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这些概念也不同。
第三节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前面我们讲过，帕森斯在20世纪30年代综合了欧洲社会学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传统，也就是综合了孔德、迪尔凯姆以及韦伯等人的社会学传统，建立了结构功能主义，实现了社会学理论的第一次融合。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事实”的变迁，社会学理论主题的变换，社会问题的更新，迫切需要人们从新的角度去思考，批判以至诠释社会学理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吉登斯提出了自己的结构化理论，从而在更加广阔的视野内实现了社会学理论的又一次融合：他不仅批判了美国的结构功能主义，法国的实证主义以及德国的人本主义等经典流派，而且还批判了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德国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美国的新功能主义，建立了内容丰富的结构化理论。下面我们分几个问题详细介绍。
吉登斯的生平：1938年出身于英国北部的埃德蒙顿，1956年进赫尔大学，1959年进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硕士学位，1961年以《当代英国的体育运动与社会》为题，获得硕士学位。
然后到莱斯特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主讲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心理学。1966年吉登斯去了温哥华附近的西蒙弗雷泽大学任教，而后又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收获颇丰，因为正值美国的嬉皮士运动，美国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促使他思考必须用新的理论来阐述社会。
1969年，应剑桥大学之邀，他返回英国任教，同时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74年获得博士学位。
1984年出版了最有影响的代表作：《社会的构成》，当然，在此之前，也有一些作品问世，但影响不大，如1971年《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1976年《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1979年《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等等；1984年后，又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1985年《民族－国家与暴力》、1990《现代性后果》、1991《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一、结构化理论
结构化理论是吉登斯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如前所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提出具有明确的针对性。
1、结构化理论提出的主旨。总体上看，结构化理论的提出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主旨和目的。
（1）试图超越帕森斯，寻求宏观与微观的整合。
毫无疑问，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影响非常大，但吉登斯认为，我们却不能过高估计帕森斯的地位，他说：“在二战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整个世界的社会学都为美国社会学所主宰，社会理论里深深地刻下帕森斯的印迹，现在回头看来，帕森斯思想享有的声望未免太高，因为他那种抽象含混的风格引起许多人的厌烦，也理所当然地招徕许多批评与贬毁。”
帕森斯“抽象含混”理论的原因就在于，他追求普遍适用的模式解释社会。吉登斯认为不能仅仅停留于宏观分析和宏观概括，而且也要进行微观分析，所以，在吉登斯著作中，我们看到了社会结构化、社会转型、现代性等宏观理论，也有关于个体心理结构，自我认同和情趣体验等微观层面的分析。
（2）试图超越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的对立，寻求两者的有机整合。迪尔凯姆是社会学客体主义主要代表，吉登斯认为过分强调“社会事实”的客观性、片面地用物理学、生物学原则去观察和分析社会也是错误的。同时韦伯强调社会学的理解性，吉登斯认为也不全面，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中把握社会问题。这一点与马克思走得很近。
（3）也超越了冲突论、阶级论以及福利国家主义，试图超越左和右，寻求“第三条道路”。吉登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新情，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冲突理论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同时，福利国家主义的思想在实践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必须寻求新的“第三条”道路。
2、结构化理论内容
（1）结构化理论的基础：吉登斯认为，应当用结构的“duality”取代哲学上的主客二元性理论。在他看来，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既有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制约性，更有人的主观能动性。
一方面，社会本身存在着结构，这种社会结构通过制度关系及规则限制来制约着人们的社会行动，另一方面，人们在自己的社会行动中将不断产生新的需求并以此来影响、规范和调整人们的行为规则以及社会制度，进而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因此，社会结构具有客观制约性和主观能动性。
（2）社会结构不仅具有客观性而且也具有主观性。一方面，吉登斯指出，“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和资源”（《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52），因而具有客观性，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就是社会各种要素之间的联系、制度或规则，它们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
另一方面，吉登斯认为，结构的最主要特性却是主观性。因为“社会系统中的结构仅仅是一种人们头脑中的记忆痕迹”亦即结构观点。所以，吉登斯强调，这种结构观念引导着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的行为（P79～80，同上书）
（3）社会行动的自觉性及其偶发性。一方面，与韦伯、帕森斯等人不同，吉登斯把社会行动看做是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不仅仅只是某种理想类型。因此，这样的行动就具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体现在二个层面，一是人们做某事所具有的意图，二是做这些事情的能力。
另一方面，人们的行动将会不自觉地产生三种意外性后果：一是由某种偶发情境而引起的意外后果。例如，某人进屋开灯，却无意惊走了正在偷窃的盗贼。二是由“一系列个体活动复合而成的模式”。也就是说，每个个体活动都是有意识的，但是众多个体活动汇集在一起，却形成了谁也意识到的后果，即“集体无意识”、“历史无意识”。第三种是大量的循环往复的意外后果，形成了人们认可的社会制度，即社会生活的制度化。
也就是说，行动既是自觉性、能动性，也是偶然性、意外性，是二者的统一。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本身也是无意识后果的普遍存在。
（4）结构二重性与制度多重性。按照吉登斯的观点，社会生活本身是一个通过社会实践而不断实现结构化的过程，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是同时存在的，二者不可分离地在结构化中交织在一起，结构化成为制度制约和行动创造制度的运动方式。
和其他学者不同，吉登斯把制度理解为具有时空普遍性的实践活动，他说：“至于在这些总体中时空延伸程度最大的那些实践活动，我们可以称之为制度”（《社会的构成》80）。正因为此，吉登斯认为，制度分析不应当研究具体情境中的个别行动，而应当研究社会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