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内涵丰富，评论者、研究者有必要对其多加关注，持续分析。有时，一位评论者会对某作家作品多次撰文讨论，从不同层面深化对该作家作品的认识。
茅盾1923年写《读〈呐喊〉》，指出鲁迅《呐喊》里的作品批判了传统旧礼教，讽刺了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现实，并开创了文学作品的新形式。到1927年茅盾再次撰文《鲁迅论》，对鲁迅其人其作品做出较前文更为全面深入的分析。至1948年又写《论鲁迅的小说》，指出鲁迅小说不仅批判现实，而且憧憬新生，因此超过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先驱”，该文反映了40年代末期左翼文学运动对于鲁迅作品价值的新阐释。
有时，多位评论者会在同一时段或不同时期，共同关注某一重要作家。如余华是当代文坛重要作家，曾引起众多评论者关注，不断有人对其作品进行分析阐释，有部分人就其作品中的苦难意识不断研究发掘。
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是较早就此论题发表看法的文章，该文认为“密集而刺目地铺陈人间的苦难”是余华作品的突出特色，着重从“苦难意识”视角剖析其创作，丰富了对余华作品的认识。
此后，齐红《苦难的超越与升华》进一步指出余华的前后期作品中的“苦难”有所不同：“……对于人类的苦难遭遇及承受能力的表现就是从余华的前期写作一直延续至今而没有中断的核心内容。如果说余华的前后期作品也存在着一些不同内涵的话，那么这个不同就在于余华80年代的小说表现的是人对生之苦难的直面、咀嚼甚至回味；而进入90年代，余华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似乎共同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洗礼，面对苦难，更多的是超越之后的宁静、宽容与大度。”
再后，夏中义、富华的《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进而指出余华前后期作品的“苦难”存在着“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的差异，而这差异背后表现着价值的改变：“因为梳理余华母题演化轨迹，难免会发现余华小说与本土语境之间的某种微妙感应；而当代史已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划出一道沟堑。有意思的是，余华母题变异恰巧可用来注释上述时势。余华的《呼喊》与《活着》，这两部长篇先后刊于《收获》杂志，仅仅相隔一年，竟别有洞天。从《呼喊》‘苦难中的温情’到《活着》推崇‘温情地受难’，看字面只是那对母题基因的词序的先后置换，但其纸背却正策动着一场价值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