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正确处理法理与情理的关系。
社会主义法治公平正义的实现，必须注重法理与情理的相互统一。正确处理法理与情理的关系，要求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既要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也要参考其他社会规范，尤其是为社会所广泛接受的公序良俗、乡规民约；要求妥善、恰当地解决法治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局部性、个别性的“合理不合法”或“合法不合理”的问题；要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适时制定、修改、废止有关法律、法规，最大可能地消除法理与情理的矛盾。
其次，正确处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
实体与程序是法治体系的两大组成部分，法治的公正也分别通过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得以具体体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具有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内在目标，也是程序公正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另一方面，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外部形式，是实体公正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和重要保障。正确处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就是要在正确认识两者关系的基础上，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合理均衡，做到实体与程序并重，重实体轻程序或重程序轻实体的做法，都将背离公平正义的要求。
最后，正确处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法律是全社会平等适用的普遍性社会规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体现这种普遍性，并保证法治的统一与尊严。但是，我国地域间、城乡间、阶层间、群体间发展很不平衡，社会成员所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差异较大。在法律制定、执行和适用中，对特殊地域及特殊群体有必要区别化对待，以防止在形式公正下掩盖的实质不公。坚持特别法与普通法相结合，针对特殊对象实行区别性对待，也是社会主义法治追求实质公平正义的必要举措。
我国目前的大局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