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体的发生看，报告文学本是从新闻报道和纪实性散文中生成并独立出来的一种散文体裁，也是一种以文学手法及时反映和评论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的新闻文体。
茅盾曾在《关于“报告文学”》中说：“每一时代产生了他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的时代产生的特殊的文学样式。读者大众急不可耐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变化，作家迫切要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而这是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给读者大众看。”充分道出了报告文学随时代应运而生的文体特点。
然而，面对今天的信息化时代，报刊、网络新闻与时评、通讯等逐渐代替了茅盾所说的传统报告文学的新闻功能。今天的报告文学更体现出一种文体交叉的优势，它是新闻文体和散文文体的混合物，随着纪实性写作日益受到当今读者的喜爱，报告文学也越来越得到作者和读者的青睐，成为引领潮流的纪实文学或“非虚构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现范围和文体功能也更加丰富而灵活。“报告”只是强调它在真实性方面与“报告”有相似的性质，而在写作方面就与报告没什么关系了。
本章作为文学写作的章节，将重点讲述报告文学作为文学文体的创作方法，强调其以文学手段及时处理新闻题材，表现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的一种文学样式。
跟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传统文学文体不同，报告文学从散文文体中分离出来形成一种新的独立文体，是近代工业发展的产物。早在19世纪的晚清时期，现代报刊在中国的出现，形成了一种散文与新闻相结合的写法，出现了第一批初具报告文学雏形的作品。“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现代知识分子，像鲁迅、冰心、瞿秋白、柔石、谢冰莹和文学研究会的诸作家等，写作了大量介绍世界见闻的新闻体游记。他们以亲身经历的事件为素材，用敏感的现代视野描述世界发生的一切。作品中表现了同情人民生活疾苦、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罪恶、寻求中国出路、赞扬苏俄革命、表现北伐革命等思想内容。
“报告文学”这一名词直到1930年才正式被引进。1932年阿英选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是第一部以“报告文学”命名的作品集，对“报告文学”这一新兴体裁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0年代初是报告文学创作的兴盛期。在“左联”的推动下，革命文学中反映工农苦难生活的现实作品日益增多。题材开拓的同时，报告文学在思想、技巧、文体等方面也日趋成熟。到30年代中后期，报告文学创作迎来了丰收的成熟时期。出现了一批风格各异、形式多样，在思想和艺术上都非常成熟的作品，有夏衍的《包身工》、萧乾的《流民图》、宋之的的《1936年春在太原》、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林克多的《苏联见闻录》、戈公振的《东北到庶联》、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
抗战爆发使报告文学成为这个时代文学的主流。范长江的《芦沟桥畔》系列战地报告文学，丘东平的反映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情况的作品《第七连——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碧野的《北方的原野》、姚雪垠的《战地书简》等再现了中华人民的抗日热潮；肃（应为萧乾，教材错了。）乾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国际援助的滇缅路的修造情况；黄钢的《开麦拉前的汪精卫》运用镜头语言，刻画了大汉奸的内心世界；《上海一日》是沦陷后的上海抗战的纪实，也是一部珍贵的报告文学集。
同时，解放区的报告文学创作积极反映劳动人民中的先进人物、民族英雄。如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华山的战争题材作品，刘白羽关于东北战场的报告文学等，均以强烈的新闻性和政治抒情色彩取胜。
新中国成立后的报告文学多以讴歌新社会、新生活、新人物、新事物为主要表现内容。其中，抗美援朝是50年代最引人瞩目的题材。同时，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传记、回忆录、通讯、特写等也大量涌现，成为纪实文学的先声。但之后，报告文学同其他文学文体一样，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写作上出现了低潮。
新时期，《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刊发在1978年1月号头条位置，揭开了新时期报告文学复苏与繁荣的序幕。这一时期，通过撰写科学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真理的英雄这三类人物，掀起了报告文学复兴的热潮。紧接着，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报告文学家们贴近生活，紧跟现实，追随时代的脚步，不断地拓展创作题材，开始了中国报告文学的新纪元，有影响的作品层出不穷。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如《小木屋》、《大雁情》、《橘》等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陈祖芬的报告文学在思想和艺术手法上都不断创新；理由的作品则以文采见长，其“小说式”作品强调了他对报告文学艺术价值的重视；以儿童文学创作著称的柯岩，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保持了她一贯的童心；李延国以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为写作核心，诠释他“礼赞这英雄的国土”的创作理想，代表作《在这片国土上》刻画了引滦工程中的英雄群像；刘亚洲的军事题材作品题材新颖，知识性、新闻性强，信息量大；此外，还有李玲修以体育界、艺术界人物的闪光点为创作基点，肖复兴则是通过普通人的遭际，揭示现实的隐忧；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二月逆流始末记》、《李宗仁归来》、《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等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开启了历史题材纪实作品的先河。
随着中国的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报告文学这一紧贴现实的文学形式，也以坚实的步伐，不断地迈向文体泛化的开放道路。不仅出现了全景式报告文学、问题报告文学的写作样式，而且在不断地扩展其写实性的表现领域，深入到社会、历史、教育、体育、经济等各个专业领域，并借助丰富的文学手段，向更为宽泛的纪实性写作延展。
纪实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无疑是伴随着新时期的社会与文化开放势态而兴起的。从早期的革命历史传记和回忆录等纪实性写作样式，到80年代中后期，很多专业作家也开始进行纪实性文学的创作。如张辛欣、桑晔的口述实录文学《北京人》，刘心武的《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梁晓声的《父亲》、《京华见闻录》等，这些新时期著名的小说作家，开始有意识地以纪实性写作展示小说另一种艺术魅力。
纪实文学在形式上有多种称谓，有称纪实小说、报告小说、口述实录文学，还有以新新闻体小说，非虚构小说来命名。后者的命名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在西方的《文学词典》中，认为非虚构文学创作是文学的一个分支，与虚构性文学创作相对，是以事实和现实内容为依据，但仍然运用想象与虚构的文学手段的一种文体形式。
纪实文学的概念比较宽泛，我们可以把它放置在报告文学与正统的文学概念之间的领域来理解。从报告文学这一面看，纪实文学是一种迅速反映客观真实的现实生活的新兴文学样式，亦称报告小说，是报告文学化的小说，也是小说化的报告文学。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可以有一定的虚构性，但对虚构有一定的限制。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的关系在于，后者更趋向于文学性创作，主要人物和主干情节是纪实的，一些细枝末节存在虚构的成分。其表现领域可以是最近发生的新闻性事件，也可以是最近发现的历史性事件，相对报告文学而言纪实文学扩大了社会表现的内容。
若从正统的文学观念一面看，关于纪实文学的定义，还有多种观点。如李辉提出：“纪实文学，是指借助个人体验方式（亲历、采访等）或使用历史文献（日记、书信、档案、新闻报道等），以非虚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或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报告文学、历史纪实、回忆录、传记等多种文体。”这样，纪实文学的外延就更大了，不仅包括报告文学，还有很多非虚构类的文学创作。
新时期以来，纪实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纪实小说创作，还有以知青题材和文革历史题材的纪实小说作品。如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老鬼的《血色黄昏》、成坚的《审问灵魂》，等等。而一些历史纪实类的作品更多，邓贤的《大国之魂——第二次世界大战滇缅印战区纵横》和《淞沪大决战》，邢军纪的《黄河大决口》，还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红军征战纪实丛书》，团结出版社的《民国风云秘录丛书》等。
在其他题材领域，纪实文学也有较大的成就。如黄传会、何建明、范香果、舒云等对中国教育问题的关注，有《“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落泪是金》、《最后的堡垒——二十一世纪中国教育最新报告》、《高考殇》等。还有对中国农民问题强烈关注的陈桂棣、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卢跃刚的《以人民的名义——一起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实录》、《讨个“说法”》、《大国寡民》等作品。
此后，在世纪之交，一些史志型纪实文学和新传记体文学也陆续登场。如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李辉的《风雨中的雕像》、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庞瑞垠的《东平之死》、阿成的《赵一曼女士》、傅国涌的《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一一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杨绛的《我们仨》、老鬼的《母亲杨沫》，等等。这些纪实类的作品在文学批评界和大众阅读中均引起过较大的反响。
同时，在影视文学领域也出现了一股纪实文学的潮流。如《周恩来外交风云》、《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共和国五十年》、《中国大案录》、《中华之剑》、《唐山大地震》、《离开雷锋的日子》、《孔繁森》、《张思德》等等。
纵观三十年，纪实文学的兴盛把报告文学文体带入到一个开放的、多样化的文学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