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好报告文学首先要满足的条件跟一般的文学作家不同，它需要写作者自身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观察力。报告文学创作跟其他文学文体不同，他是一种带有社会功利性的写作，而不是纯粹的个体精神书写。其他文学创作的追求和过程更多地体现出审美无功利性，其写作的目的性是隐性的。即便是畅销文学、网络文学的创作，虽然商业性较浓，但其创作的过程中首先要注重的还是文学作品本身的审美效果，否则就达不到畅销的目的。
而报告文学文体的特征决定了写作者是带着显性的社会目的去写作的，写作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作品本身的审美效果，而是为了揭示社会问题，反映社会真相，报道社会人物等。报告文学首先是要具有鲜明的新闻效果，其次要有正确的社会效果，最后才是具有丰富的文学艺术表现。
所以，根据报告文学文体特征的重要性，对写作者本身素质提出了综合性的要求：
首先，他需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敢于面对现实中的人和事进行客观的报道。这更多地反映出作者创作选材时的眼光、提出问题的能力和勇气。
贴近生活，关注民生、社会热点及焦点。要敢于为人民代言，在创作中坚持批判性与真实性的统一。许多优秀的报告文学家在这一点上都做得很成功，如早期的报告文学家夏衍对《包身工》的创作。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世界范围内爆发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占我国的步伐，加紧对我国经济的掠夺。为了避免上海工人运动不断涌起的罢工高潮的威胁，日本资本家大量雇用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包身工”代替普通的自由劳动者。为了创作这篇报告文学，夏衍亲自深入东洋沙厂采访调查。他得到一位女工的帮助，混进包身工群体中两三次。夏衍为了看到包身工们上班的真实情景，足足做了两个多月的夜工。他深入生活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后，终于写成了这篇影响力巨大的《包身工》。
另外，在抗战爆发中，涌现了一大批亲历亲为、不畏难险的报告文学家，如萧乾、范长江、骆宾基等，如实地反映出全国抗战的信息，鼓舞了广大人民的士气，并带动了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兴盛。建国后，在美援朝的战争中，也涌现出像魏巍这样优秀的报告文学家。
所以，要写好报告文学，写作者要有直面现实的生命勇气，在困难面前决不退缩。为了获得第一手的翔实材料，要有一种“战地记者”式的无畏的心，还要有一种深厚的社会观察力和为民请命、为民立言的胸怀。如2003年第六期在《当代》选发的陈桂棣和春桃采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即是当代报告文学的范例，影响巨大。
其次，报告文学作者要有高度的政论水平和对问题的真知灼见。这更多地代表作者利用材料、分析问题、深化主题的能力。一名优秀的报告文学家要有高度的社会视野和政治水平，能看到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如徐迟创作《哥德巴赫猜想》时，“文革”刚刚结束，但旧的社会思想的阴霾仍然没有扫除，思想解放运动正在酝酿当中，一些人的头脑仍然被文革的政治思维所禁锢。而作者徐迟却敢于报告一个被称之为“修正主义苗子”的陈景润，叙述他的传奇经历，多方面展示他的个人遭遇，并由此上升到时代的高度，揭示了知识分子的不幸与民族命运的关系。当数学家陈景润还在被一些同人诬蔑为“白痴”时，作者毫不避讳地批驳说：“讲这话的人才像白痴呢！”并一针见血地论说：“权力使人昏迷了；派性叫人发狂了。”
发表于1978年的《哥德巴赫猜想》最早展现了“文革”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时代烙印和心灵伤痕，呼唤对人的价值、科学、知识的尊重，被誉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繁荣的“报春花”。
要培养自身的政论水平，除了具有丰富的社会观察力和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外，显然还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要有透彻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最后，写作者要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和对现实问题的艺术处理能力。许多优秀的报告文学家既是优秀的文学家，同时还身兼社会职务。如夏衍是剧作家、导演，萧乾是小说家、大公报记者，魏巍是散文家、记者，徐迟是诗人、散文家、翻译家，等等。他们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还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能用手中的笔解决社会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