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性写作中，不论叙事、抒情，甚至说理都离不开形象。正如别林斯基所指出的：“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它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 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逻辑结论，另一个用图画而已。”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抽象的概念、严格的逻辑论证来揭示社会生活本质，探求生活的真理；而文学则是以生动具体的感性形象来显现生活面貌，引导人们去体察生命的真谛。总之，用形象说话，通过形象表达作家的思想、感情、观点及意见，是文学的特殊性能。这种作用，是任何科学著作所不能替代的。比如李白写了《蜀道难》，王实甫写了《西厢记》不一定直接讲述什么道理，但同样是作家对客观世界的深刻认识的反映。实际上，非文学的知识也常常离不开形象。
当然，上面所说的形象还只是作为作品的内容和表达手段，而从思维现象的角度看，形象思维是基于事物之间关联性和相似性的比较而展开的思考，它最主要的形式是联想和想象。
所谓联想，是基于事物之间的关联性或相似性展开的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维活动。这里所说的关联包括时空关系上的相近，性质上相类或对立，以及具有因果关系的事物。写作中常用的技巧比喻、象征就是从相似联想出发的。而叙事性写作中的情节便是从因果联想开始的。编织这个链条的基本手段便是将一个现成的生活画面、形象片断、事件或人物关系视为结果去探求它的原因，或将它作为原因去推测其发展的可能性乃至下一个结果，而联想和想象，正是完成这一过程不可或缺的中介。普希金有一首诗作《一朵小花》生动地为我们演绎了这一过程。同样，徐志摩那首为人们所熟知的《再别康桥》通过云彩、金柳、彩虹、浮藻、笙箫等一系列联想的形象，表达出对康桥和在那里美好生活的回忆。倘若诗人把这些模糊联想中的一切都通过进一步的想象给出自己的答案，那么一个哀婉动人的故事就诞生了。
想象和联想是密切相关的思维活动，二者常常互为表里，相依相伴。
艺术想象是塑造文学形象不可或缺的中介和手段。文学作品中描绘的艺术世界，无论是自然景物、社会生活场景还是人物形象，都不可能是现实的照搬或记录，而是在作者对世界观察、感知的基础上，通过想象完成的创造。想象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将我们从观察、感知等现实体验和联想、幻觉中获得的个别的意象、画面、形象、情境、事件编织成故事、意境，实现由生活素材向文学题材的转化。
通过想象的中介，作者可以在没有关系的事物间建立联系。如象征派、未来派的作品往往喜欢采用远取譬，致力于寻找那些表面差异很大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 文学写作者还拥有无中生有的幻想与虚构的权力。文学的想象不仅能虚构出人间可能发生但实际并未存在过的人和事，还可以创造出完全超越人类经验的幻想世界和怪诞形象。在我们熟知的文学经典中，楚王可以和巫山神女幽会，蒲松龄可以洞悉狐鬼妖魅的生活，杜丽娘可以死而复生，窦娥之冤可使六月下大雪。卡夫卡可以让人一夜之间变成了甲壳虫，而《西游记》里的猴子、猪精，山妖树怪都有人的语言，人的情感……面对这满纸“荒唐言”，读者非但不指责其无稽虚妄，反而为其忧喜悲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作者与读者达成的一种默契，读者可以允许作者去虚构，去假定。这在神话、童话、寓言、科幻、惊悚一类的文体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而在以变形与怪诞为特色的现代艺术中，充满夸张与变异的超现实图像更随处可见。总而言之，不同风格写作题材的形成方式尽管各不相同，但大都离不开虚构、幻想乃至超验的成分，而这些在不同程度上都依赖于想象。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联想和想象并非文学写作所独擅的手段，科学思维同样包含着这两种手段。科学史上也不乏通过奇妙的联想突破科学难题的例子。
抽象思维（abstract thinking）是人们在认识活动中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对客观现实进行间接的、概括的反映的过程。
当然，科学的思维更注重对事物的抽象和概括，它希望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式和模型，尽可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为若干基本的元素和特性。例如我们要发现不同事物间的联系、相似性及其体现的普遍意义。对此科学和文学所采用的方式是不同的，科学工作者尽可能从同类事物、现象中排除偶然和个别的因素，抽象出反复重演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规律。文学家却高度关注个体的特殊性，试图通过特殊来透视一般。
不仅科学和学术写作离不开抽象思维，文学写作有时也会依赖于对事物的抽象。如对作品主题的概括，对自然和人类价值的思索与哲理的提炼，乃至对现实社会矛盾的反思。某些文学体裁和艺术方法也是重视对事物普遍性的抽象思考的。
由此可见，无论形象思维还是抽象思维都可以成为我们写作思维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