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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自考“西方社会学理论”讲义(60)

发布时间: 2016-06-28 来源:查字典自考网

三、方法论与方法

如前所述,俗民方法学理论的建构涉及对传统社会学的激进批判,这意味着俗民方法学必然有着独特的方法论逻辑,并且,在许多方面,其方法也是建立在与传统社会学迥异的基础之上的。

(一)方法论

俗民方法学的方法论主要涉及以下几点:

首先,俗民方法学研究日常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事情。研究蕴藏于所有实际行动与环境之中的“一致性赞同“的东西,俗民方法学的目标在于揭示与说明这些”一致性赞同“的东西,这一目标迫使人们将那些过程看做”人类学意义上的陌生(的东西)“,并将常识推理当作说明的一种资源。

其次,俗民方法学从自身关系出发来研究日常生活实践活动,也即方法沧的反身性假设,一种整体观念。

再次,现象学方法论的还原,即“回到现象自身”为俗民方法学的方法论提供了基础。从以上三方面,可以衍生出三个重要的俗民方法学的方法论准则:

第一,方法论的反思性要求。包括两方面;其一,对社会学研究本身的反思,涉及对社会学作为一种“工作”自身的逻辑方法的考虑,其中包含着对传统社会学素朴性的批判,并彻底从中摆脱出来;其二,要求所有方法必须有助于揭示实践活动的反身性属性,同时要求研究者必须采用非个人的方法论,即遵循“俗民方法学的无差异”原则。

第二,“方法论的适当性”原则。俗民方法学研究者拒斥传统社会学标准他的研究方式,也拒斥非反思性的社会学推理“。相反,他们探索与发现那些对其研究对象而言独一无二的方法,这些方法具体包括什么则是俗民方法学者本人的事情。正如加芬克尔所说:”我们的兴趣不在于预先发明,并且事实上也不指向严格的方法论研究,只有当我们发现这些方法对我们的检视而言成为可达到的实践推理的特征时,我们才运用这些方法程序。咽俗民方法学发展了大量的局部研究的方法,某种意义上,其强调俗民方法学的策略,而不必对其他研究也成为“可报道的”或“可观察的”。因此,俗民方法学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如实地研究、个案研究等人类学方法,也采用解释学或其他传统社会学的方法。

第三,描述性研究取向。这一取向基本继承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论原则,并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疗救”方案不谋而合。俗民方法学关注日常实践活动。并指出“社会成员用于产生和管理有组织的日常生活事件的各种环境的种种活动与其用于使这些环境可说明的程序一致”。“因此,俗民方法学的目标在于社会学描述。俗民方法学的这一描述取向要求研究者直接观察,并直接参与到那些环境中去,因为这一描述同时也预设了与成员实践环境相关联的意义。正如萨克斯指出的,社会学可以是一门自然观察的学科。”

俗民方法学的这些方法论及其准则是宽泛的,并不具体,缺乏系统性。俗民方法学似乎更愿意在实际研究中践行这些准则,而不是提出清晰的概念框架、研究程序进而建构起系统的理论。某种意义上。俗民方法学的这些方法论猴则只是无形中的蹬则,这些猴则依赖于俗民方法学研究者所具有的使方法与现象之间相符合的创造能力,也依赖于俗民方法学研究者自身历具有的权能或资格。加芬克尔曾指出:“由于研究者是‘成员’,因此,他们可以确定并将研究对象分类……咽此外,”俗民方法学的方法只是部分可叙述的,俗民方法学者必须依其自身权利才能从中获得更多。“”简言之,俗民方法学者并不能从俗民方法学研究的方法论中获得任何具体的指南或秘诀。

(二)方法

基于以上方法论及其准则,我们对俗民方法学方法的把握应注意以下两点:

首先,俗民方法学不可避免地与其他研究方法联系在一起。在俗民方法学众多经验研究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人类学、解释学等各种相关学科的方法,并且俗民方法学不同程度地予以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俗民方法学的研究方法。如个案研究,加芬克尔在对转性者研究中

使用这一方法。其试图通过对一转性者(A8nes)的研究进而揭示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如何对自己或他人进行性别定位,亦称之为现实建构的个案研究。这一个案研究与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个案研究已大不相同,俗民方法学的理念暗含其中。再如实地研究,这一起源于20世纪初期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俗民方法学研究中应用于研究特定群体成员运用常识知识为日常生活与活动提供秩序意义的方法、等等,诸如此类。俗民方法学根据研究的实际情况。总是因地制宜地使用各种与之有关的现有的研究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研究目的。此外,俗民方法学还采用各种研究技术,如统计技术、录音技术等,所有这些都使俗民方法学带有某种“实证”倾向。

其次,俗民方法学也创造出一些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式,其中最著名的即“破坏性实验”。这一方法由加芬克尔创立。加芬克尔广泛引用舒茨对日常生活构成预期的分析,尤其试图表明破坏视角互易性的基本假定的行动将导致某种迷惑、愤怒及各种恢复情景的企图。其目的在于破坏正常生活秩序,借以观察社会现实如何得以建构的过程,也即正常社会秩序如何得以维持的过程。在研究中,加芬克尔指出。这些研究依赖于三个条件:

首先,情境结构是构造的,以便被研究对象不将之当作一实验、游戏、骗局或玩笑;其次,对象没有充分的时间按自己的意愿来重新构造现实情境6再次,对象没有获得帮助以形成新的界定。加芬克尔称这一程序为例示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实验。加芬克尔用四类例示说明了这一方法;(一)破坏关联的一致性。要求学生们(实验者)坚持其谈话对象详尽阐明其平常所说的话的意义来收集资料,学生拒绝一些普通用语理所当然的意义。如“厌倦”,“你怎么了”,“我累了”等,他们坚持要求其谈话对象详细说明其意义。(二)破坏立场可交换性。学生们被要求在商店里坚持将一顾客当作店员,要求顾客完成店员的责任,如结账、将购买的东西包好等。(三)破坏互动关系资格的知识作为普通交流方案的构成预期。舒茨指出,成员互动过程中,依赖于一种互动关系资格,也即一种基于互动关系的社会一致性赞同,这种关系资格被成员当作任何成员所应用的,并假定其他人也作为同样表达与解释方案来应用。要求学生扮演家里的寄宿者,来破坏家庭中基本人际互动所要求的构成预期。(四)破坏“众所周知”是真实社会世界中行动的正确基础的理解这一构成预期。如医科大学的预科生被要求收听研究者安排的由“医学校代表”对“入学申请者”所作的访谈录音,并对之作出评价。从录音中学生们可以判断出,“申请考”言语粗俗,显然不具备医学校通常所需要的品质;接着学生们被告知有关“申请者”的“正式信息”来否认其最初的印象;然后再要求学生听录音,重新评估这一申请者。这一研究表明,“学生们积极处理资料中表现出来的不协调,努力使之与最初的印象达到协调一致。”‘在加芬克尔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这样的“破坏性实验”研究。通过这一研究加芬克尔揭示出社会成员运用各种方式恢复日常生活秩序的巨大努力,同时也揭示出社会现实的脆弱性的一面。

此外,谈话分析也是俗民方法学的一个重要方法。虽然谈话分析原屑语言学范踌,但将谈话作为一实践活动来分析却是俗民方法学的首创。尽管许多人并不认为这种分析方法体现于整个俗民方法学研究中。但随着谈话分析的不断发展,其已发展成为俗民方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谈话分析作为一分析方法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民俗方法学的发展

俗民方法学自创立以来,尤其1967年《俗民方法学研究》一书出版以后,俗民方法学沿着发展出的不同的研究路向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并不断扩展着俗民方法学的研究领域。一班而言,俗民方法学发展出三个基本的研究路向:

(一)俗民方法学对制度化环境中实践活动的研究,始于加芬克尔及其同事如西克里尔等所进行的对于偶然、非制度化环境中实践活动的研究……随着俗民方法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俗民方法学研究逐渐转向广泛的制度化环境的日常实践活动研究,如少年犯法庭、医药门诊部、警察部门、自杀预防研究中心等,这些研究已转向社会组织的分析。

(二)谈话分析,将谈话作为一实践活动,从俗民方法学角度予以分析。

(三)工作研究。这些研究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少有连贯性,但俗民方法学的基本理论预设与方法论贯穿其中,因此,这些研究只是表明俗民方法学不同的研究路向而己,本质上依然都是俗民方法学研究。

一、制度化环境的民俗方法学研究

制度化环境的俗民方法学研究基本上是加芬克尔及其同事所开创的早期俗民方法学对于家庭等非制度化环境中的日常生活实践活动研究的继续。制度化环境的俗民方法学研究关注于正式社会组织包括官僚机构决策活动的过程研究。俗民方法学者认为,对医院、门诊部、警察部门、法庭及自杀预防中心等这些制度化机构或环境的传统社会学分析往往集中于从其结构、规则及正式程序等方面来解释人们在其中的行动,这是不够的或者说是不恰当的。这些结构,规则及活动程序等制度化限定只是外在的一切力量,并不足以解释这些制度化环境中发生了什么及人们怎样在其中进行行动。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或成员并不是由这些外在力量单纯决定的,而是相反,置身于其中的人们运用这些外在力量完成其任务并创造着存在于其中的制度或社会结构。在这里,俗民方法学关注人们在制度化环境中怎样实施其实践活动,并且通过这些活动怎样创造与建构这些制度或社会结构。换言之,俗民方法学关注的是个体在社会组织或制度性结构中的常规生产。

围绕这一主题,俗民方法学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关注越轨行为领域或致力于人们处理正式社会组织中官僚决策程序的方法研究。

俗民方法学研究表明;(一)无论是越轨行为还是官僚机构中的其他行为都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由法律程序与规则或其他官僚程序与规则所决定的,相反。这些行为更多地服从于非正式的组织化过程。 (二)社会组织中正式官僚决策或行动过程涉及大量情境,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是情境限定的。(三)组织化过程与其说代表了一种科学化过程,不如说体现了人们的常识解释过程。

在这里,俗民方法学强调社会组织活动中类型化与规范化过程,这些过程是各组织活动所特有的。这些研究反复地表明组成日常组织工作的常规化活动与社会组织制度性安排之间所具有的反身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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