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关于制度的理解同他关于结构、规则的理解是一致的。他认为，结构就是规则与资源的总和，而规则“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发生在具体情境下的日常接触中的规则，是与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的构成》81）因此，离开实践的规则是不存在的。
规则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意义的构成和对社会行为的约束方面，因此，可以分为表意性规则、规范性规则、支配性规则。
支配性规则同配置性资源如物体、商品等的结合，形成经济制度，同权威性资源如对行动者控制相结合，形成政治制度；
表意性规则同语言符号相结合，形成了符号制度和话语方式；
规范性规则经过条文化则形成法律制度。
因此，结构化过程就是规则和资源在实践中不断发挥作用，其结果是各种社会制度的建构。因此，结构二重性（规则及资源）与制度的多重性（政治、经济、法律、俗语等制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二、社会转型理论
吉登斯确定了社会结构化理论原则以后，很快就用这个原则分析了人类社会，形成了1985年《民族——国家和暴力》。
1、社会转型的背景
社会结构转型问题，是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以及帕森斯等人共同关注的话题。马克思从物质水平的发展变化阐述书会结构转型动力问题；迪尔凯姆将其称为社会分工的变化；韦伯则以为推动近现代社会变化的主要力量之一是思想观念等等。
吉登斯认为，这些观点的内容虽有所不同，但就其实质而言都是把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发展。
吉登斯认为，社会转型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国家形态的变化。
2、社会转型的内容
（1）国家的含义：国家这个概念，不同的思想家给予不同的理解和规定。吉登斯认为，国家就是其“一般意义”而言，“凡是国家都会牵涉到对其统辖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方面实施反思性的鉴控”。（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1998，19）
因此，国家不仅仅是监狱、法庭等机器；而是指社会体系，是具有反思性的社会体系，所以，国家必然具有社会结构的特征。
他认为，“国家在地域上是有章可依的，而且还能够动员暴力机构来维持这种统治”。国家是社会性质和暴力性质的统一。国家既然具有社会性质，那么就具有组织化以及制度化特征。
（2）国家的形态。从历史上看，国家有三种历史形态：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以及民族国家。这三种国家形式依次更替，实质上是人类从一种结构形态向另一种结构转型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在生产的过程。
一是传统国家。其主要特征是“分化”，因为它的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力非常有限，以至于政治结构中的成员并不能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统治”。这样的国家如古希腊，中世纪的欧洲，中国封建帝国等等。在这个阶段，城市中的统治阶级同乡村中的被统治阶级出现了分离，也就是如马克思所说的城市与乡村的分离。
城市是统治阶级的聚集的地方，而农民牧民只能在乡村居住，这种形式表面上看似乎国家的控制权力是高度集中的，表面上看似乎国家能够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有效的控制。然而，吉登斯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城乡分离、阶级分化造成了形式的集中却很难进行有效地社会控制。
二是绝对主义国家（absolutist state）。这是16、17世纪在欧洲出现的，也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中介。在他看来，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导致了欧洲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行政力量的集中和扩张”。如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各个国家纷纷削弱封建君主的行政权力，用地方行政长官制、中央政治机构设置等办法来进行有效地统治，从而扩大了统治范围，使城市和乡村纳入了国家统治的视野，乃至边陲地区。
其次，“新的法律机构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方面，“非个人方式适用于所有社会等级的法规日益增多”，法律向普遍性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法律承认并保护私有财产。再次，国家加强了中央财政管理，税收征集更加严厉。
在吉登斯看，绝对主义国家发生的这些变化为“民族——国家”的产生做了精神上、组织上和制度上的准备。
三是民族国家。吉登斯人为，民族国家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依靠法律以及对内外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吉登斯的这个定义标志了民族国家队主要特征：全球性、垄断性和暴力性。
在吉登斯看来，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特征包括四个方面，监控体系、私有财产、军事暴力和自然改造（民族——国家与暴力163-228）
三、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吉登斯认为，国家形态的转型不仅仅只是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等宏观方面的变迁，而且也同时导致人们心理结构的变化。由此，他写了《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他要研究的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如何改变人们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进而引起人们自我意识的深刻变化，然后又以变化了的心态去重构现代社会。
1、现代生活的变化
在现代性制度下，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空前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1）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时空分离既是现代性动力之一，又是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生活体验。他认为，人们的时空观念是对他所处时代生存状态的体验，不同时代的人们生存状态不同，人们的时空体验也不尽相同。
在前现代社会，时空观念都同特定的时空点、位联系在一起，而在现代社会，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人们凭借媒体、交通运输工具，不仅极大地扩大了自己存在的时空范围，而且出现了“不在场”。
首先，时间空虚化。时间逐渐地与确定的生活地点以及具体的社会行动脱离，成为具有超时空的时间虚设。如机械钟的出现导致了时间虚拟化。其次，空间空虚化，世界地图出现时，人们的空间观念发生了变化。再次，时空同时空虚化，而指向未来的理想时空，例如在2005年展望2010年等等。
（2）抽离化机制（disembedding merchanism）。 抽象化机制是与时空分离直接关联的现代性动力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时空分离的直接后果之一。
所谓“抽离化”，就是“挖出来”（lifting out），指人们超越时空限制而建立了远距离的社会关系。例如人们远隔重洋通电话或qq聊天，犹如面对面一样亲切，抽离化最本质的机制就是“抽象”，有两种类型：一是符号标志，二是专家系统。无论是符号标志（比如货币）还是专家系统，都是以超越具体事物的限制、获得一般性和普遍性为标志。在吉登斯看来，时空分离和抽离化机制的形成必须借助于信任，没有信任，人们不可能在空虚化时空中进行交往与沟通。
正因为信任同时空分离和抽离化机制如此密切相关，所以，当人类社会进入到晚期现代性时（late modernity），时空分离和抽离化走向了极端，信任也达到了极端。没有信任以及信任的丝毫移动都会导致现代性后果——灾难的发生。
所以，他说，“在现代性条件下，信任和安全、风险和危险以种种具有历史独特性的方式而相互并存”。（《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98，21）
信任建立于虚空，风险寓于信任之中，这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一种双重风险，所以现代是一把双刃剑。它迫使人们处于一种紧张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紧张状态就表现为现代性的第三种动力：反射性。（reflexivity）
（3）制度的反射性。
2、现代性后果
现代社会及其产生的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毫无疑问，“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为人们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生活的机会。”也就是说，按照吉登斯的看法，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中，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
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在他看来，现代性也必然会导入一些先前年代所知甚少或者全然不知的新的风险参量，包括后果严重的风险。所以，安全与危险、信任与风险便构成了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这部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现代性所导致的风险因素：
第一，从风险的形式来看：一是核战争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整体威胁风险；二是突发事件的不断增长而影响着每个人，例如全球劳动分工的变化以及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等等所产生的风险；三是人类居住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产生的风险，如人口爆炸、生态环境污染等；四是其它各种制度化风险环境的产生，如投资风险、市场风险等等。
吉登斯认为，在全球所有风险中，核战争显然是潜在的最直接和最可怕的风险，另外，吉登斯也认为，风险还可以作为封闭的、制度化的行动场所而存在，这主要表现在投资市场中。因为现代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在同一个环境下进行以战胜对手、获取最大利润的活动，但是，由于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投资市场本身的缺陷也就是如贝克尔所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存在必然导致制度化风险的存在。
第二，从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来看有三种形式：首先，前现代社会存在风险的时候，宗教或者巫术就可以发挥作用，使危险的不确定性转变为“相对安全的感觉”，但是在现代社会宗教和巫术在危险或者风险面前就显得苍白无力。其次，人们现在已经对许多风险逐渐了解和认同。再次，从终极意义上讲，专家已经失去往日的光环，没有任何一位是真正的、全能的专家，“专家和普通民众一样也不断地面临着风险。”所以，风险的全球化、风险的普遍性已经成为一个不需要说明就能觉察到的问题。这种风险不仅超越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区别，不仅超越了世界上各个地区之间的界限，而且更超越了所有社会和经济差别。
在此基础上，吉登斯指出对待全球化风险问题，人们通常有四种策略，即“实用主义地接受现实态度、持久的乐观主义态度、犬儒式的悲观主义态度以及激进卷入式的态度。”毫无疑问，吉登斯赞同这个观点，即“尽管我们受到严重问题的困扰，我们仍然能够而且应该动员起来以降低他们的影响或者战胜他们。”
第四节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
布迪厄（Piere Blaiduo，1930—2002）是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1949年考上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研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以及结构主义的著作，因此，马克思实践概念以及马克思努力从抽象的“解释世界”中走向“改造世界”的思想对于布迪厄影响很大，使得布迪厄转向关注社会现实、开展社会学研究。同时，法国结构主义社会学分析传统使得他能够从社会总体关系中去解释世界。
1960年在巴黎大学文学院工作，1968年起任欧洲社会学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1980年的《实践的逻辑》、1992年的《实践与反思》